引子：
人们已经忘记了什么是神圣
在这个物欲横流、急功近利的时代，自然在人类心中只剩下了一个词语“征服”
曾经一座座神殿般的巍峨雪山，如今的含义只是一堆海拔
哪里还有无人沾染的圣地？

卡瓦格博、圣洁的梅里
他的故事和容貌一起被镌刻在了每一名来过这里的人的心中

他的容貌：
是谁，在黑夜的最后一刻发出惊呼？冲破了漫长等待中的寂静？
我不关心
我只知道这所有的欢呼和呐喊是献给谁的

卡瓦格博、圣洁的梅里
那一点金色的光芒，在我们的眼中逐渐放大，润湿了谁的双眼？
“是~日照金顶啊！”

札记之一：
我们路上的所有藏族朋友或是生活在飞来寺的人们都极其坚定的告诉我们，要想看到卡瓦格博的顶峰必须先满足三个条件：
1.要有太阳
2.顶峰附近没有云层
3.观看梅里的人群众绝对不能有日本人
一开始听到第三条，我们都笑了，但是他们总是很肯定的说，这不是开玩笑，而是事实。

札记之二：
滇西行中和我们最有缘分的北京哥们徐兄声称到了梅里就不动了，雨崩不去、明永也不去，一心一意的在飞来寺望梅里，一望三天，希望能看到日照金顶。在首日的凌晨等待中，所有守望者遗憾而归。
三天后，从雨崩归来的我和永贞终于看到了那缕金光。据闻是近日的首次，而此时的徐兄，刚刚抵达中虎跳不久...
想起他之前给我们讲的故事，曾经一名没有等到日照金顶的仁兄失望过度，忍不住向着周围之人咆哮“怎么又有小鬼子在这！都ＴＭＤ把身份证拿出来！...”

他的故事：（转载自纪录片《卡瓦格博》）

　　位居藏传八大神山之首的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为云南第一高峰，至今保持无人登顶的记录。
　　1987 年8 月的夏季，一支陌生的队伍开着越野车驮着大包小包来到了雪山下。村民不知道他们是谁, 来干什么的。淳朴的藏族村民请他们喝青棵酒，打酥油茶，火塘边切下大块的猪膘肉款待来自远方的客人。与村民的好奇一样，这支队伍也对这座美丽的雪山和村民古老的生活方式惊叹不已，他们常常离开驻地到村庄里坐客，那里总有热情的村民和好吃的东西等着他们。他们告诉村民们，他们是来攀登梅里雪山的。村民们不知梅里雪山在哪里，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运动叫做登山。友谊一直持续着，直到藏民知道了他们的来历。
　　这支登山队，由中国和日本联合组成，主体是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是全日本实力最强的一支队伍，有着日本多家大财团的资金做后盾。队员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有8000 米以上的登山经验，并配备了最先进的卫星云图接收仪器，队长是日本著名气象专家井上治郎教授，副队长是中国登山家宋志义，他创造过无数次中国登山记录。登山队员包括了多个学科的科学家，从1987 年至1990 年，登山队用了两年时间对卡瓦格博进行了一系列的地质学、动植物学以及气象学的考察。虫草怎么挖？酥油怎么做？山上长什么植物？藏民怎么生活？都进入他们的考察报告。只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了解神山对于当地人生活的意义。当藏民们终于知道了他们要攀登的梅里雪山就是他们心中的神山“卡瓦格博”，他们受到的震惊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称神山叫阿尼卡瓦格博，意思是卡瓦格博爷爷。既然是爷爷，你怎么能爬到他的头上呢。我们生活中一切都是他的赐予，山上的牧场养肥了牛羊，我们喝的每一滴水都来自山上融化的雪水。对神山不敬，神灵就会离开我们，灾难就会降临。”尼玛是位藏族民间人，他与当地村民成立了一个叫做卡瓦格博文化研究社的民间组织，是当地致力于保护卡瓦格博神山最活跃的人士之一。

     随着登山队活动的进展，村民们终于得知，这群外来者不仅仅是科学考察，而是要爬上山顶，爬到他们祖祖辈辈顶礼膜拜的神灵爷爷的头顶上。善良的村民不知如何表达他们的愤怒和不满。
　　远在佛教尚未传入藏区的时代，卡瓦格博便是当地的苯教神山。在古老的史诗《格萨尔王传》这样的记载到：雄师大王格萨尔从加地返回岭地的途中来到了卡瓦格博山下，当他在万花似锦的草场上跑马时， 被卡瓦格博雪山山神迷惑到山中。格萨尔非常生气，正当他要把卡瓦格博雪山扔到大海那边去的时候，莲花生大师出现了，他告诉大王：“喂，世界制敌宝珠大王啊，这座卡瓦格博神山，是戎地胜乐吉祥宝轮的圣山，是我莲花生的圣地，是多、康、岭众生绕匝朝拜的地方。为了众生的事业，你不要生气。” 史诗中唱到的“多、康、岭三地，就是现在的青海、西藏、四川和云南的藏区。得到莲花生大师的启示，卡瓦格博皈依格萨尔。在当地文化里，敬仰神山能够减少罪过增加积德，保佑家人及所有生命平安。
　　神山在这里代表了藏族文化中人与生存环境最神圣的一致，对于像我们这样在政治信仰里长大的一代人来说，那震憾是前所未有的。随着当地人反对之声的出现，张俊在村民与登山队之间费力地调解。张俊是当年中日联合登山队的中方联系官，在争论扩大以后，他带着一批德钦县地方政府官员到了日本，目的是希望沟通当地人与日方的关系，尽管对于那次日本之行有许多不同的争议。争论的混乱出乎张俊的意料之外，在探险者眼里，无高不可攀的观念，在卡瓦格博神山下遭遇了文化尊严的挑战。在他看来，登山只是一项运动，没想到事情怎么会那么复杂，登山队进山要交进山费，那么多队员在当地的后勤供给要消耗老乡的农副产品，雇用人工骡马也会给当地人带来现金收入。在那么一个偏远闭塞不通公路的地方，要不是登山队进去，他们的药材、水果和蔬菜卖给谁。此外，这对国家的对外开放也有好处。日本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又是送越野车，又是送面包车。这又引来新的争论：老乡说：损害我们的神山，得利的却是外人。中方登山队的遗属后来回忆说，登山队每次进山都要遇到很多困难。实际上，直到今天，对于许多的当事者，他们仍然不明白争论的症结所在。在一片争议中，几经协商，国务院批准了登山计划。
　　1990 年冬天来临的时候，经过两年多的准备，中日联合登山队在周密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攀登路线。这一次，他们志在必得，一定要登顶。在神山对面的飞来寺前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出发仪式，队员们带着日本出发时当地寺庙送的护身符，又接受了喇嘛们的祝福。这次出发，就像他们的登山生涯中若干次出发一样，没有谁觉得它有不寻常之处。
　　在他们出发12 年之后，有一张没有寄出的明信片。明信片经过冰川巨大力量的挤压和侵蚀变得有些残破，那是一位日本队员写给家人的，上面写到：“11 月10 日，从神户出港，经过天津、北京再次来到云南省。我们的登山队到今天已经在德钦8 天了，现在是旱季，持续了10 天的晴朗。11 月27 日，两队合流，12 月初就要开始攀登梅里了，我们预定1 月初登顶，我高兴地期待着回国以后的会面。” 接上来的日子里，等待他们的是没完没了的浓雾和大雪，以及随时发生的雪崩，连卡瓦格博的影子都看不见。按照计划，一、二、四号营地的建立都很顺利，但在选择三号营地时，中日双方的队员之间发生了争议。中方认为，为了安全，营地应该建立在远离山脊的地方，可以避开雪崩区。日方认为，为了登顶节省体力，三号营地应该尽可能接近山脊中部的四号营地，如果后靠，离二号营地太近，就失去了三号营地的意义。双方都有道理，队长井上治郎只好派队员米谷上山做最终裁判。遗憾的是，米谷上山时，山上大雾迷漫，什么也看不见。最后，井上队长决定，三号营地选择在中方意见靠前一点，日方意见靠后一点的中间位置。山难发生以后，三号营地的位置成了争议的一个焦点。实际上，三号营地已经经历过一次雪崩警告。段建新当时是登山队的伙夫，人手紧时也负责通讯。他在二号营地住了一个星期。二号营地与三号营地之间是一个三公里左右的缓坡，非常开阔，天气晴朗时可以看见三号营地的帐篷。那是在中午，伴随着一阵山崩地裂的巨响，那声音就像空气爆炸一样断裂，整个山体抖动起来。他冲出帐篷，看到三号营地上方的大冰川轰隆轰隆往下掉，崩塌下来的雪浪携着巨大的气浪直扑向三号营地。大约十几分钟，等气浪平息以后，3 号营地才重现。他看到雪崩线在距三号营地约有几百米到1000 米左右的位置停了位。这只是一个中型雪崩。发生在山难发生之前十几天。
　　四号营地建立在海拔5900 米的一个大冰壁前，登山队以此为基地，准备第一次尝试登顶。1990 年12 月28 日上午11 时30 分，突击队5 名队接近主峰背后的山脊，到达6200 米的高度，这是卡瓦格博从未有过的攀登高度，三号营地的队友得到消息，敲盆敲碗为即将到来的胜利而欢呼。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天气突然转坏，乌云遮没了山顶，风也开始刮起来了。在到达6470 米时，中方队长宋志义感觉东南方向好像有云层向他们压过来。这时，峰顶就在眼前，垂直距离只有270 米。随着乌云的到来，气温急剧下降。刹那间，5 名突击队员被冻得浑身颤抖。紧接着，狂风怒卷，石渣般坚硬的雪粒，狠狠地抽打在人们的脸上。突击队迫不得已拉起了简易帐蓬，以避风寒。暴风雪掠过帐蓬， 发出犹如砂纸打磨的声响。下午4 点，风雪肆虐，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井上只能痛苦地命令：取消行动， 返回三号营地。但此时，突击队下撤已经很困难了，山顶被黑云笼罩着，漫天风雪中，5 名队员彻底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路了。队员们几次试图冲出黑暗，都因无法辨别方向而被迫放弃。最后，井上队长只得让他们将剩余的食品集中起来平均分配，做好在山顶过夜的准备。
　　日本队员船原尚武在日记中写道：“天气越来越坏，风也越刮越大，卡瓦格博的脸躲在一大块很厚的云层中。我们坚持不住了，准备往下撤。” 到了晚上10 点15 分，风突然停住了，乌云散去，月光把雪地照得亮堂堂的。11 点13 分，突击队安全地回到三号营地。这次突击顶峰功败垂成，5 名队员大难不死。这次冲顶的成果，是观察了最后的地形， 结论是：已经没有克服不了的难点了。为此，登山队摆酒庆祝， 6470 米，对攀登卡瓦格博峰来说，已经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了。藏民也得知登山队即将登顶的消息。尼玛还记得，那时老百姓不知该怎么表达他们的愤怒，成千上万的喇嘛以及藏民在飞来寺诅咒登山队，信仰的力量，以及各式各样的传说让这次登山充满了宿命的意义。
     鉴于28 日冲顶的经验，登山队决定，登顶日期定为1991 年1 月1 日。但是，从29 日开始暴雪突至， 天地一片迷茫，把三号营地被死死封住。登顶日期不得不一再后延。在正常情况下，张俊每隔几天就会从二号营地与大本营之间往返一次。1991 年元旦，张俊下山后就被满天大雪困在了大本营。他因此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看到二号营地的活着的人。
　　1月3日晚上，山上山下仍然像往常一样通过对讲机聊天。10 点30 分的通话中，山上的队员还在抱怨：这雪究竟要下到什么时候才算完。新雪已经有1.6 米厚，差不多超过人了，张俊提醒他们每隔两个小时把帐篷周围的雪清理一下。
　　1月4日一大早，张俊醒来后，感到四周有一种出奇的安静，已经7 点半了，居然没有听到山上的对讲机的声音。往常，山上的队员起得很早，五六点就开始吵他们。他打开了对讲机，对方没有声音。半个小时过去，对讲机的那头异样的安静。开始还以为他们睡懒觉，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开始紧张起来，所有人都拿着一部对讲机不停地呼叫着。三号营地17 个人，都是很有经验的登山者，而且17 部对讲机不可能同时出问题。9 点钟很快就到了，和营地的队员失去联系这么长时间，是出发以来的四十多天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张俊要求向昆明报告，其他人不同意，他们开了个支部会议，说等到10 点以后，再没消息再往上报。
　　正在这时，大本营附近发生了一次不大的雪崩，这让焦急中等待的队员又平添了一丝恐惧。10 点刚到， 张俊就向昆明的指挥部做了报告。17 位队友在一夜之间在就悄无声息的和大本营失去了联系，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多年来，张俊最忘不记的就是这件事，最不愿提及的也是这件事。等待救援的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漫长的几天。当时，中方日方的所有队员全都在山上，包括突击的、登顶的和指挥的，整个一个登山指挥系统全部在山上， 大本营基本上是属于后勤人员，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被动等待。连日的大雪到了4 号这天突然就停了，天空放晴，一丝云彩都没有。接下来的4 天里，整个梅里雪山晴空万里。张俊无奈而伤感地说：“如果真有神灵的话，那神灵给了我们4 天的时间，但我们没有抓住。等到飞机来了，救援队来了，天一下子就变阴了，连日暴风雪。这又成了一个最符合藏民反对我们登山的理由。”
　　最可行的救援是派直升机，但指挥部开了4 天的会，最终告诉他们的结果是成都军区的直升机来不了， 因为没有德钦县的地质、气象资料和加油点。天上的等不来，只能争取地面救援。经过7天漫长的等待，中国登山队派出的救援小组终于赶到大本营，实力最强的西藏登山队在仁青平措的带领下，日夜兼程从拉萨赶来。滇藏公路两千多公里路程，平日至少需要6天时间，他们两天就赶到了。遗憾的是，救援队到达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搜索队。几天过去，山上的队员已经不可能存活了。两支队伍加在一起，十名顶级高手聚集一堂，但在铺天盖地的暴雪面前，冲击显得微不足道，他们选择了几条不同的上山路线，都失败了，只有西藏登山队到达一号营地，但无法接近二号营地。二号营地是关键位置，到达二号营地，就能知道三号营地到底发生了什么。
　　1月9日，来了一架侦察机乘云层散开的瞬间，在高空飞了几个来回，拍了照片，三号营地所在位置有30 万吨以上的云团样物体堆积，判断是雪崩。京都大学的救援队也到了，可是西藏队上不去，日本队就更上不去了。1月21日指挥部正式宣布17名队员失踪，搜救行动失败。22号救援队宣布撤离。
     卡瓦格博难以攀登有着特殊的原因，横断山脉复杂的地质构造和低纬度雪山瞬息万变的气候，使它潜藏着致命的危险。
　　就在宣布搜救失败、指挥部下撤的当天，大本营附近发生了一场可怕的雪崩。一片宽300米、长400米的冷杉林，树的直径都在50厘米以上，在雪崩过后，杉树林齐刷刷地倒伏在地，一棵不剩。十几年过去，灾难发生时的恐怖情形依然如故。在那里放牧的老乡说：这是很奇怪的，这片树林并没有在发生雪崩线路上，仅仅是雪崩的气浪就把树林摧毁了。老百姓说，这是神山的又一次警告。然而，山难却使卡瓦格博越显神秘。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登山协会接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登山申请。对于登山者来说，雪山只是一个高度和海拔，攀登一座从未被攀登过的山峰，是很刺激的，尤其是这座山峰发生了登山史上如此著名的事件。出于对死难者的感情，云南省为京都大学登山队保留了五年的首登权。1996年首登权期限的最后一年，京都大学登山队再次进入卡瓦格博。
　　这次登山使得争论再次升级。
　　在当地人看来，侵犯神山就是侵犯他们的生活，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村民以他们的方式捍卫神山的庄严。山上每个村庄人全部下山，躺在路上的，躺在澜沧江桥上的，告诉登山队如果要攀登卡瓦格博神山先从他们身上踩过去。张俊仍然是这次登山的中方联络官。他无奈地说，与其说我们是登山队，不如说是工作队，整天就忙于调登山队与当地村民的关系，解决每时每刻都在出现的问题。我们太累了，太疲倦了， 阻力太大了。他一连说了三个太字。
　　然而，最终使得1996年登山失败的，不是村民的阻挠，不是队员技术有问题，依然是冥冥之中支配一切的某种力量。就连自称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张俊也说，我们被老天捉弄了。
　　由于有1991年山难的前车之鉴，这次行动格外谨慎，进程也格外缓慢，1996年2月1日，登山队终于到达了1991年所建的四号营地的同样高度。登顶指日可待，但一个令人心忧的消息从万里之遥的东京气象厅传了过来：未来两天内将有一个巨大的暴风雪过程，可能要超过91年的那次降雪。他们寻问了中央气象台和云南气象台，结果是吻合的。在他们的头顶，乌云正在聚集，手中的气象仪也显示暴风雪就要来了。大本营开了紧急会议，马上命令山上的队员迅速撤营，能丢的丢，能弃的弃，只要能活着回来就行。本来从四号营地到大本营，要6 天的时间，他们就一天跑下来了。就在队员们刚刚到达大本营的时候，他们同时接到三地的气象预报，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把云层吹走了， 未来仍然是晴好的天气过程，队员们想重新开始，但已经不可能了。他们在飞来寺灌木丛中的十七勇士纪念碑前长跪不起，出发时在此发下的誓死登顶的誓言，经不住山峰的一阵风雪而永远地飘走了。1997 年2 月6 日的《迪庆日报》写到，《读卖新闻》记者告诉中方队员：“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将永远放弃梅里雪山。”
　　金飞彪是登山队的中方队员，他还记得，他们经过的每个村子，藏民们都非常反对，说触犯神灵会带来灾难，还告诉他们：91年之后，出现过一些特大的冰雹，新修小水电站变压器烧了，牲口又跌死很多，庄稼也歉收了。在山上，通过对讲机，他们得知飞来寺整天烟雾缭绕，聚集了上万人在那里烧香，祈祷神灵带来平安，也在诅咒登山的这些人，不能让他们成功。
　　中国人有句老话：想做成一件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但是，对攀登卡瓦格博来说，却是什么都没对上号。对于1991 年的山难，藏民们有他们的解释：那一年卡瓦格博到印度开神山大会，不在家，回来的时候，发现怎么有几个人爬在肩膀上，于是他一抖，就把他们抖下来了。这是纪录片，尼玛说的，这个镜头给人很深的印象。神秘的卡瓦格博的确给世人留下了不尽的巧合与玄机。1996年中日联合登山队再次失败，围绕它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登山是否需要尊重当地文化？山峰除了自然属性，是否有文化属性？登山除了海拔高度，是否存在文化的尊严？为一座山峰产生如此之大的争论，从国务院到乡政府，从科学家到普通村民，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登山界也是少有的。中方队员段建新说：1991年的时候，登山队是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里活动，只可能与运输物资的老乡接触，但几乎没有交流。是后来看了媒体的报道，才知道他们登的是一座圣山。遇难者家属告诉我，她们听说登山队进山遇到很大困难，但是不明白老百姓为什么反对。直到山难以后，才从报纸上得知卡瓦格博是一座神山。争论从雪山下的几个村庄扩展到了外界，从登山界扩展到了社会各个领域。
　　最不能接受的是登山界，包括登山发烧友。对于他们来说，无高不可攀，这是一种体育精神。况且这座山的诱惑也是不可抗拒的。什么卡瓦格博山神，完全是在造谣。为什么要神话它？我们国家是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登山队每次进山都请喇嘛祈祷，日本的和尚也祈祷，每个人都带了护身符，但是山难还是发生了。登山会给当地带来经济利益。世界上7000 米以上的高山大都在贫困地区，这个地理是老天赋予。不管什么神山，要把它转化为一种财富，服务于当地、服务于藏民，才有意义的。德钦县是全国特困县，应该正确地认识登山，利用它来改变自己。你把它神话了，听完了神话，生活就能改变了吗？
　　许多人甚至认为，这场争论纯粹是媒体炒作，或是有一些人特别信奉迷信的人，作了不利于发展的宣传，并把它扩大了。民族学家郭净在德钦县做研究课题，他记录当地民族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认为，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很大的差别，这非常需要理解和尊重。2003 年是藏历水羊年，这一年踏上转山路的朝圣者就在十万人以上。一座山峰，我们想到的垂直超越，但藏民则是平行地绕着它走。他们与自然是达成一种平等共存的关系，我们则是在其中显示自我的力量。
     2000年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和当地政府在德钦县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数十位中外学者、官员、喇嘛、活佛、NGO 代表和当地村民一道商讨了卡瓦格博的环境与文化保护的问题。各方人士还签署了关于禁止在梅里雪山进行登山活动的呼吁书，呼吁政府立法保护神山。
　　倡议书中写道：“梅里雪山是所有信奉藏传佛教民众的朝觐圣地，自古以来，她在藏民心中是至尊、至圣、至神的象征，她的宗教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被世代藏民奉为八大神山之一。攀登梅里雪山诸峰是对神灵的亵渎和蔑视，是不符合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行为，是对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一种伤害。”他们吁请各界人士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拒绝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以任何理由登顶梅里雪山，请国内外所有热爱大自然、尊重各民族文化的朋友共同保护好梅里雪山的圣洁，为人类留下这一永恒的净土。据悉，这份呼吁将送达各国登山协会。迪庆州政府有可能考虑将这一建议纳入自治州地方法规，给以有效保障。同一时期，梁从诫先生也给全国政协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感情。
　　2001年当地人大正式立法，不再允许攀登卡瓦格博神山。

七年后，遗物在冰川下出现
　　1991年1月，17名队员和3号营地奇迹般地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们的下落成为了世界登山界的一个不解之谜。7 年之后，他们竟然陆续重新出现在卡瓦格博下的明永冰川。1998年，在夏季牧场放牛的藏民看冰川上有许多彩色物体，散落在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范围内，进去一看，吓坏了，都是登山队员的遗骸、海拔表、照相机、帐篷和衣服等。张俊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他一踏上冰川就看见一颗牙齿，马上一点劲都没有了。7年来，他都不相信他们真的死了，直到看见那个牙齿，他才相信，他们真的遇难了。
     对于遇难者家属，虽然事隔多年，但仍然是一次次的情感折磨。李自云遇难时35岁，曾彩云永远记得他年轻的时样子，背着背包，精力充沛，笑眯眯的。她说，叫我想象他遇难的惨状，我想不出来。
　　当年的登山队里有两个云南队员，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的妻子。经历了如此惨痛的经历，仍不失女人的宽容和温良。
     王建华的妻子翁彩琼说起她们被雪山感动的经历：那一年她们与日本家属团一起到德钦县参加17勇士纪念碑揭碑仪式。车一到德钦县就下起了鹅毛大雪。第二天早上，依然是白雪茫茫的一片，从德钦出发时，一路上不停地下雨，路上积雪很厚，是政府的铲雪车在开道。到飞来寺漂着小雪，可能见度很低。阴霾的天空让前来祭奠的人们心情坏到了极点。对于遇难者家属来说，能亲眼看一看卡瓦格博的真面目，亲人能永远留在这壮丽的山峰上，心理也能好接受一些，这可能是他们此行的最大心愿，尤其是几千里以外赶来的日本队员家属。悲痛欲绝的翁彩琼向着云中的雪山大声呼喊着亲人的名字：“王建华，我来看你来了！”，其他家属也跟着呼喊着自己亲人的名字，这时奇迹发生了，梅里雪山被感动了，就像大幕布一样，“哗”地一下就拉开，卡瓦格博神山露了出来，太阳的照射下，金光灿灿。所有的家属全都激动得哭起来，但是，就那么十来分钟，云雾一下子又盖了起来，接着又是倾盆大雨。她们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丈夫那么执着于这座山，因为那山真的是太美了。当地的藏民都说：“神山显灵”，看到这里我也被深深地感动了，眼睛也不禁潮湿了，一些在场的女驴友流下了眼泪。
     翁彩琼说：“我们都是普通人，会被美丽的景色感动。那天飞来寺来了许多老百姓，一到下，就听他们说，是登山队惹怒了神山，但我很感激他们。他们安慰我说，大姐不要哭了，他是被神山接去做驸马，是到天堂了，你宽宽心心把孩子带大吧。”
　　此后她五次到卡瓦格博，在孩子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在他人生的每一重要阶段都带他去。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中国队员的遗属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希望后人继承遗志，继续登顶。对于让她们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的一座山，她是否希望有人登上去？翁彩琼说：这个问题在她来说是个矛盾。她是运动员出身，也有一种潜在的拼搏精神，如果有人登上去了，对于死去的人来说，也许是一种安慰。但是，还是应该尊重每一个民族的意愿，他们不高兴的事情，不要去勉强。
     激烈的争论中，神山为许多人所了解，也为许多人所接受，卡瓦格博也它神奇的力量感染着无数的人。段建新在山难以后，非常投入地热爱起雪山来。原来他登山只注意的是一个高度目标，然后以技术的、物资的准备来完成这个目标，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现在他会接触当地老百姓，去了解一座山在他们心目中是什么一个样子。“和我们的角度不同，很多雪山在藏民族的心目中是神圣的，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一种寄托，还有很多一种不能达成的愿望。”他讲了他被神山感动的经历：“那一年我去西藏冈仁波钦转山，我们每个人都流泪了，那种感受不是伤心，是一种感动。在这种环境下，你会一下子发现人的精神的力量，你不会感觉孤单，转山的人流哗哗的走过去，不分彼此，也不分藏民和汉人，见到人都会打招呼，看到旁边的人有难，都会去帮助。我们的朋友体力不好，快到山顶的时候，累得不能走了。一位藏民就把他的背包接过去，紧紧地抓着他的手， 把他拽过山顶。他后来说，如果看到帮助他的那位藏民，他可能都认不出来，因为他那时意识是模糊的， 而且语言不通。我知道神山是个什么概念。”
　　金飞彪也是在1996 年参加第二次中日联合登山队后着迷上登山。他说：“你到一个地方，你只有尊重和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你才能够立得住脚，才能找到进山的路，获得感情上和后勤方面的支持。现在很多人，见到什么山都是说要去征服，上了山顶伸出两个象征胜利的手指留个影。其实，山是不可征服的，你征服只是一个海拔数字。1991 年的山难说明，当时登山队的装备、物资和整个后勤保障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多人，而且还是非常有经验的国家级的登山家，在一瞬间全部遇难了。人和自然比起来人是非常渺小的，人是不可能和自然进行对抗的，特别在登山过程当中。” 跨文化间的沟通、理解和尊重，还有很久的路要走。卡瓦格博争论的意义，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座山峰本身。
     藏族同胞对卡瓦格博神山的敬畏之情是我们普通人不能想象的，他们甚至不用手指着梅里雪山说话！有藏族同胞这样对我说：“我们反对政府让人攀登我们的神山，如果有一天因为你们的无知，让神山发怒，攀登者可以走，游客可以走，政府要员可以走，但是走不了的是这里无辜的山里人，他们仍然要生活在这里，独自承当后果。神山不是属于政府的，政府无权让谁可以去攀登，神山是属于整个佛教信徒的！！！”
　　当年当登山队快要攀登到梅里雪山的顶峰时，确实在梅里雪山下的飞来寺有好几万群众在祈祷不要让人攀登上去！
　　在快登顶的头一天，在山上的几个登山队员，惊恐的用步话机通知大本营，说他们前面有一个大的寺庙！！！！后来大本营对外解释说那是在高海拔地区人出现的幻境，该通话录音目前保存在迪庆洲图书馆，一直没对外公布。　
      其中一名登山队员生前曾经说过：“这座雪山实在是太美了！真想永远都能和他在一起”......

离开家乡冰城后我一直走在路上，今天走的是最美的路，穿行在彩云之中的路。

离开了中甸古城，离开了香格里拉，奔向心目中最为仰慕的雪山。
途径：
依拉草原（纳帕海）-垭口（海拔3500米）-金沙江河谷（海拔2000米）-奔子栏-金沙江第一湾月亮湾-白马雪山说拉拉垭口（海拔4000米）-白茫雪山的主垭口（海拔4292米）-东竹林寺-梅里雪山迎宾台十三白塔-德钦-飞来寺

那确实是一天的让我们窒息的美。
在路上，我们走走停停，往往光顾看景而忘了拍照。
在路上，我们不知疲惫，完全被彩云之中的各种色彩所吸引。
在路上，我们随着藏族朋友佳都一起扯着嗓子嚎歌。原来在高原上翻山越岭时，藏族民歌竟然可以如此的雄壮辽阔，那是以前在电视机前完全感觉不到的震撼。

思索：
深圳的生活带给了我们太多的遗憾；所谓只求结果的纯利益化工作和生活方式，蒙蔽了多少人注视过程的目光？却不知道，真正能带给人愉悦的，却正是这些被大家所忽视的“路上的美景”。

依拉草原（纳帕海）

金沙江第一湾

白茫雪山垭口（海拔4292米）

在路上...

三亚整个城市就是个充斥着海洋、沙滩和椰子气味的大海岸。
刚怀小蚕豆的旭旭，刚从西安赶来的小飞，即将赶赴北京的永贞，和即将离开深圳的我，在国庆前的这个周末抵达了这个大海岸。
在这里，我们遇见了多种颜色和不同状态的南海：
1.灰蒙蒙的天空，灰蒙蒙的亚龙湾，翻滚的海浪。

 
2.蜈之洲的海水一如我想象中的一样蓝，那样安静

  
3.黑夜下，波涛汹涌的三亚湾，我们躺在海浪中，随波逐流。

 
4.台风前夕，南海在怒号，灰暗的海水咆哮的砸向天涯海角。

丹霞朱颜；惠能金身。

惊叹于赤色之天地；敬佩于六祖之超脱。